孫曉忠
他執著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，在學術上碩果頗豐，反響較大；他反思新中國“人民文藝”的成功經驗與遭遇難題，并關注國內年輕學人的最新成果。在雄安籍作家李素榮的長篇歷史小說《雄安劉因》出版之際，記者采訪了他——上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孫曉忠教授。
記者：請介紹一下你自己的情況和研究的領域？
孫曉忠：我2003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畢業，同年分配至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。當時，這個系是國內首家文化研究系，與許多國內外的著名思想家、藝術家合作研究，主要研究當代文化、流行符號、文化生產機制以及城市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。2010年，我轉到上海大學中文系任教，主要研究左翼批評理論、延安鄉村文化建設，以及上個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。
記者：請你談談文學在文化傳承的地位或意義？
孫曉忠：以往，社會思想史研究的主流，往往只是社會少數幾個精英人士，往往忽略大多數人的情感生活，尤其是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。但是，歷史的舞臺不能只有帝王將相，因為舞臺只有演員沒有觀眾，同樣會因缺憾而不完美。文學和思想、文學和理論的不同在于，它在歷史書寫的不經意之處留下了社會風俗和地方性知識。魯迅強調文學“為市井細民寫心”，也是強調了文學寫了作為正統之外東西。《詩經》中有精致的“雅”的文學和高亢的“頌”正統文學，也有歌頌民間疾苦，甚至本身就是下里巴人口里的“文藝”。而后者對于人民文藝、對于文化精神傳承更有價值。今天，需要我們思考的是：何種文學書寫？傳承何種文化？
記者：據悉，你對雄安籍作家李素榮的長篇小說《雄安劉因》提出了許多建議，請談談你對這部小說的看法？
孫曉忠：《雄安劉因》一書是近年來寫燕趙儒學、寫雄安劉因家族歷史的第一部。這部歷史小說回應了今天重新理解傳統中國歷史的命題，可以說是開創性的。該書在選取的歷史時段、地域空間上比較特別。小說中劉因生活的背景是宋元更替、元朝滅宋、宋元轉型這一民族融合時期。小說一方面寫元朝開國后，理學如何由南向北方轉移，另一方面因元朝廢除科舉取士制度，文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。與南方文人不同，劉因家族雖為儒學世家，但也不是顯赫的家族，到劉因父親劉述這一代已經家道中落，劉因一生生活貧困，但是依舊不被仕途所動，為當地教育事業與民眾求知而躬耕教學，并最終選擇做“不召之臣”。
寫儒學大師往往容易用精英化的視角來塑造形象，而這部小說的長處，就是將理學家放到日常生活中來寫。《論語》中也有孔子游歷中的百姓日常故事，并用這些故事來曉喻道理。這部小說有故事的地方往往讓劉因形象有血有肉，這是作者所具有的文學基礎與寫作熱情的展示。她喜愛古代詩文，認真鉆研與劉因相關的元史，對劉因的生活經歷下了一番功夫。如與幾個儒學大家的交往，展開學術探討交流、和關漢卿的相遇而展示的傳奇、三臺書院招收特殊學子所帶給人的震撼等都頗有意思。當然，作為歷史小說，有關劉因日常生活的故事可以不必拘泥于歷史真實，這就像小說中劉因肯定智存畫雪，要寫出人物的神似，“畫出生命”。雄安的世情風物，還可以再豐富一些，人物和敘事線索，甚至松散閑筆也可以再多一點。這樣，小說就更縱橫開闔，視野更寬，寫得更活。
記者：請你談談雄安人寫雄安先賢的意義？
孫曉忠：李素榮是一個有文學理想和歷史抱負的雄安人，尋找歷史傳統，對認識雄安，建設雄安必然有意義。離開歷史傳統談文化創新是空中樓閣。認識腳下的土地，發掘地方性知識，這些口號從上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就開始了，只不過尋根文學的追尋過于抽象，帶有深深的西方文藝思潮影響的印記，從韓少功《馬橋詞典》開始，發掘地方特殊的文化，就越來越接地氣了。如書寫雄安歷史，曾有白洋淀作家群等，就體現了革命文學的地域特色。
近年來，不少作家開始閱讀地方志書、民間筆記小說，從中尋找創作靈感。李素榮寫燕趙大地，選題有特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前很多作家往往僅僅落筆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奇風異俗，那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了。如何將文化的地方性與普遍性連接起來，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比較困難。在這點上，我很欣賞小說中對燕趙學人的家國情懷的理解。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其實質就是憂患意識的展示。它體現對民族、國家、人民的命運及利益的強烈責任感與深沉的終極關懷。
記者：你對未來雄安新區的文化建設有何建議或期望？
孫曉忠：現代化進程中大城市病是世界性難題，設立雄安新區是探索21世紀智慧城市的重要舉措。可以預見，它必然會堅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“中國經驗”基礎上，汲取近年來學術界城市研究的成果，在廣泛參照世界各類城市發展模式和理念的基礎上，探索出一條新型城市的發展之路。
城市規劃背后體現人的價值觀，而好的城市空間必須有好的文化來填充。優秀的文化來自頂層設計的價值觀和世界觀，而且是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普遍地分享并積極贊同。好的文化是粘合劑，它將全體公民粘合為一個共同體。（記者 王淵）
